昏暗的冬日光線透過厚重的窗簾滲入房間，倫敦風格的精致家具與俄國氣息濃重的地毯交相輝映。


    火爐裏燃燒的樺木散發著輕微的劈啪聲，與外麵寒風的唿嘯形成對比。


    亞瑟兩隻手按在雕花實木書桌上攤開的地圖上，書桌邊淩亂的各種報告顯示出他正忙於處理緊急情報。


    對於英國駐俄使館而言，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可不僅僅是文化參讚，他的身上還兼任著密碼官的職責。


    印有英國駐德黑蘭領事館紅色蠟封的文件，文字稀少卻密布暗語。


    亞瑟用蘸滿墨水的鋼筆輕輕勾畫解密的關鍵字，一字一句地核對著情報內容。


    字裏行間，高加索的動蕩局勢幾乎在眼前浮現：達裏阿爾峽穀的雪崩阻斷了俄軍的補給線，俄軍的輜重隊被迫停滯，切爾克斯山民的騎兵在夜幕下突襲，截斷了俄軍的前沿哨所，奪走了多箱火藥和彈藥……


    不過，亞瑟對於這些軍事進展並不感興趣，最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一個在近期情報中經常出現的高頻詞。


    無論是從波斯的德黑蘭領事館發出的情報，還是休特大尉從高加索傳迴的消息，都提到了近段時間內切爾克斯山民中出現的新領袖——達烏德·貝伊。


    雖然有關達烏德·貝伊的情報非常模糊，但是有相當數量的證據顯示，支離破碎的高加索山民部落正在達烏德·貝伊的幫助下走向聯合，雖然這位切爾克斯人的新領袖並不擅長作戰，但卻是個統一組織政權、協調抵抗運動的好手，甚至於俄軍還從切爾克斯人手中繳獲了一份由達烏德·貝伊起草的，用英、法、德三種語言寫成的《獨立宣言》。


    除非亞瑟瘋了，否則他怎麼可能相信一輩子都沒走出過山區的高加索山民能寫出這樣花團錦簇的三語文章。


    達烏德·貝伊就算不是戴維·厄克特爵士，也一定是與他同行的《泰晤士報》記者詹姆斯·朗沃斯。


    也就是說，戴維爵士和他的團隊不僅成功突破了俄國人的黑海封鎖線入境高加索，還成功與切爾克斯山民取得了聯係，甚至混成了反抗軍領袖。


    一個英國人，不遠萬裏、曆盡艱險，克服重重困難，輾轉來到高加索，毫無利己的動機，把高加索山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


    這是妥妥的聖西門主義！


    如果把戴維爵士的事跡告訴加裏波第和赫爾岑，他們肯定會對他大加讚揚。


    但是在強調紀律、向來不以寬容著稱的英國外交部看來嘛……


    嗬！


    戴維·厄克特這家夥，剛成年就跑去與拜倫勳爵一起參加希臘的英國誌願軍，這違反了當時外交部對希臘的不幹預原則。現在，這位駐奧斯曼帝國使團第一秘書又不顧外交部政策私自潛入高加索……


    如果不考慮他與國王威廉四世是忘年交，奧斯曼大使龐森比勳爵也是他的好友，依照外交部條例給他下定論，給這家夥定個叛國罪都是輕的！


    與戴維·厄克特爵士幹過的事情一比較，另一個刺兒頭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仿佛都成了溫良恭儉讓的優秀代表了。


    《孟子》有言：黑氏為我（功利主義），是無君也。厄氏兼愛（聖西門主義），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小小的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外交部竟出了兩頭禽獸，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子爵左青龍右白虎，縱是梅特涅和塔列朗這樣的歐洲老牌外交官都不曾享受過他這樣的福分。


    自從亞瑟向駐俄大使達拉莫伯爵匯報了有關達烏德·貝伊的情報後，達拉莫伯爵深感學生臨危受命扶駐俄使團於將傾的不容易，所以便同意了亞瑟前往莫斯科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英俄文化交流活動的請求，方便他坐鎮一線指揮高加索地區的情報活動。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亞瑟更想去的地方其實是格魯吉亞首府第比利斯，但奈何外國外交官的活動範圍嚴格受限，他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獲得高加索地區通行證的。


    不過在莫斯科的這段時間，除了枯等情報以外，亞瑟其實還有不少事情可以做。


    在他的一再推薦下，莫斯科總督德米特裏·戈利岑公爵勉為其難的閱讀了那份果戈裏的大作《小俄羅斯史》，並對這位女子學院教師的才華大為驚訝。


    於是，他順理成章的向自己的堂弟莫斯科大學學監謝爾蓋·戈利岑公爵推薦了這位俄國史學界的新秀，並推薦他出任莫斯科大學的世界史副教授。


    隻不過，果戈裏貌似對這個職位並不滿意，雖然莫斯科大學的聲譽要遠遠超過基輔大學，但正如他說的那樣，他並不關心在哪所學校教書，隻是一心想找個溫暖的地方治療他的痔瘡。


    彼得堡的氣候他都忍受不了，而莫斯科的天氣顯然比彼得堡更糟糕。


    至於奧加遼夫等人的案件，或許是由於赫爾岑聽到了那天亞瑟與舒賓斯基的對話，所以赫爾岑通過他的私人關係向警察局監牢裏的奧加遼夫遞了話，讓他千萬不要聽信警察和憲兵的哄騙，無論如何都不能鬆口。


    當然，實際上奧加遼夫也沒有什麼可鬆口的，因為根據目前警察和憲兵們調查的結果，那場高聲頌唱侮辱沙皇尼古拉一世歌曲的宴會並沒有邀請他們。


    那些真正參加了這場宴會的年輕人早就坐實了罪名，並且已經在休特大尉的押送下前往高加索軍團服役了。


    如果按照蘇格蘭場的辦案流程，照理說，這案子理應畫上句號了。


    但是，正如舒賓斯基上校先前預料的那樣，莫斯科憲兵司令沃爾科夫一心要把這案子辦成大規模團體事件，以便踩在這群年輕人的背上升官發財。


    由於現在已經不需要再找人去高加索了，所以亞瑟看在他為數不多的那點良心上，從舒賓斯基上校托關係借閱到了俄國的《警察條例》，那上麵明文規定：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後三日內，均有權獲知被捕原因，否則應即釋放。


    但奧加遼夫呢，根據赫爾岑所說：“他為這案子已經坐了好幾個禮拜的監牢，然而，當他一問自己究竟是什麼罪名，警察署長隻會惡狠狠地迴上一句：‘您犯了什麼事您自己還不清楚嗎？哪兒還要特地跑來問我！’”


    如果是在倫敦，這事情非常好解決，律師們非常喜歡接這種一眼就能打贏的案子。


    案情清晰，證據充分。


    因此，他們甚至用不著花大價錢請什麼知名律師，隻要請迪斯雷利先生吃頓飯，拜托他短暫重迴律師老本行幹一天就行了。


    但是，這裏不是英國而是俄國。


    且不論兩個國家分屬於不同法係，俄國甚至沒有律師這一職業，行使律師職責的是被稱為‘起訴代表’的貴族和學者，或者幹脆就是由檢察官代為提起公訴。


    而不論是檢察官還是起訴代表，這些人從根本上都是吃沙皇的飯的。


    因此，基本不用妄想他們會代理奧加遼夫被超期羈押的案子。


    如果按照一般視角看，奧加遼夫這迴隻能是自認倒黴，因為憲兵司令打定了主意要把他變成升官的墊腳石。


    但事情巧妙的部分在於，憲兵司令沃爾科夫的副手舒賓斯基上校不久前從秘密渠道得到了一個很不幸的消息——沃爾科夫在寫給第三局局長本肯多夫伯爵的信中，對舒賓斯基的工作能力大加貶抑，並對他的個人野心大加批評。


    最讓舒賓斯基不能忍受的是：一旦沃爾科夫離任，他不打算推薦舒賓斯基接任莫斯科憲兵司令，而是建議從第一區空降一位憲兵司令過來。


    根據小道消息，這位新任憲兵司令，要麼是戈利岑家族的另一位公爵——亞曆山大·費奧多羅維奇·戈利岑公爵，要麼就是米哈伊爾·尼基福羅維奇·穆拉維約夫。


    如果憲兵司令是前者，好吧，舒賓斯基沒什麼可抱怨的。


    畢竟誰不知道戈利岑家族的勢力，誰不知道在莫斯科，戈利岑這個姓氏甚至比羅曼諾夫還要顯赫些。


    舒賓斯基還沒有狂妄到與戈利岑家族硬碰硬的程度。


    但是，穆拉維約夫？


    嗬！


    舒賓斯基最瞧不起的就是穆拉維約夫這種人了。


    年輕時參加十二月黨人組織的救國同盟，結果在1825年起義當天臨時叛變，轉而投靠沙皇政府，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後來又積極鎮壓了波蘭起義和諾夫哥羅德軍屯區起義。


    穆拉維約夫的不少同宗兄弟要麼死在了起義當天，要麼就是被流放了，而他本人居然還能恬不知恥的說什麼：“我不屬於那群被人絞死的穆拉維約夫，而是屬於絞死他人的穆拉維約夫。”


    雖然同是為沙皇陛下效力的，但這並不妨礙舒賓斯基看他不順眼，興許自由派落在他眼裏都比穆拉維約夫可愛些呢。


    這位負責莫斯科大學的憲兵一直認為那群輕信了自由主義的學生大部分隻是缺乏閱曆導致的呆傻。


    而穆拉維約夫這種人呢？


    他是揣著明白裝糊塗，靠著販賣傻子性命撈錢上位的壞。


    要是讓穆拉維約夫來當舒賓斯基的上司，他簡直能把隔夜飯都吐出來。


    因此，當亞瑟向舒賓斯基表示，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傻小子赫爾岑正在為好友奧加遼夫四處奔走時，這位自認頗有人情味的憲兵私底下給他們指了一條明路——不管是找憲兵還是警察都沒用，你們最好直接從法院入手。


    末了，他還不小心的把莫斯科法院副院長的名片給落在了亞瑟的宅子裏。


    亞瑟將好不容易整理好的高加索情報歸檔整理好，看看天邊的日頭，琢磨著赫爾岑也該到了。


    果不其然，他剛剛倒了杯茶，樓下便傳來了車輪滾動和馬蹄敲擊鵝卵石的聲音。


    秘書布萊克威爾推開門通知他，赫爾岑乘坐的馬車已經到了。


    亞瑟快步下樓，看見赫爾岑正從馬車上下來，他一如既往地穿著那件略顯陳舊的長外套，頭發因寒風而有些淩亂。赫爾岑的臉上帶著一絲疲憊，卻掩飾不住眼中的急切。


    他的步伐略顯匆忙，甚至連門童的問候都沒有迴應，徑直走向亞瑟。


    簡單的寒暄後，亞瑟沒有耽擱時間，便跟著他上了馬車。


    莫斯科法院的氣氛一如既往地沉悶和嚴肅，灰色的建築外牆沾染了冬日積雪融化後留下的汙痕。


    亞瑟指著那棟灰蒙蒙的建築，開口道：“副院長的辦公室在二樓西側，我昨天已經給他下過帖子了。”


    赫爾岑的心裏有些忐忑，這些天他幾乎把整個莫斯科都跑遍了，但是卻連一個願意幫忙的俄國人都沒有。


    唯一願意對他伸出援手的，便隻有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了，而且聽說他為了奧加遼夫的案子，還特意請假來了莫斯科，這真是……


    赫爾岑歎氣道：“您知道副院長大概是什麼模樣？”


    亞瑟迴憶著舒賓斯基告訴他的話：“無非就是那樣唄，一個麵目慈祥的小老頭，戴著藍眼鏡，獨自坐在那兒看著厚得嚇人的卷宗。我那朋友說，這是位俄國司法界少有的正直人物。”


    “但願如此吧。”


    莫斯科法院的大廳內，灰白色的大理石地板被來往的步伐踩得微微泛亮。亞瑟和赫爾岑步履匆匆，經過兩側目光冷漠的書記員時，仿佛沒聽見那若有若無的耳語和腳步迴響。兩人登上通往二樓的寬闊樓梯，最終在一扇厚重的橡木門前停下。


    亞瑟輕輕敲了三下，聲音在走廊中顯得沉穩有力。


    “請進。”裏麵傳來一個略顯蒼老的聲音，不大，卻足夠清晰。


    亞瑟推開門，木門發出低沉的吱呀聲，露出了一個裝飾簡約但不失威嚴的辦公室。書架上擺滿了厚重的法律書籍和卷宗，書桌中央堆放著幾摞已經翻開的文件。


    副院長抬起頭，透過鏡片觀察著兩人。他的目光掠過亞瑟，停留在赫爾岑身上稍稍打量了一下，然後點了點頭，慢慢起身：“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為了奧加遼夫的案子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