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殷跨入宣德殿時，那些兵器都停留在正殿的下方，隻有赤手空拳的大臣們隨侍左右。


    無所不能的錯覺籠罩在他身上，即便知道隻是假象，但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如果他是自立開國，那麼年號可以馬上改，不過他是繼承皇位，所以等到明年正月再正式改元也不遲，年號在那之前擬定好了就可以。這點與日本不同，日本是繼位次日開始改元。


    新的年號已經確定，取《易經》中“大哉乾元”、“大明終始”各一字，合為“乾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


    乾既可以指乾卦，也可以指天地和日月，明則有多種好含義，合起來便是天地清朗的意思。


    對高殷而言，還存在一些有趣的聯想：作為鮮卑之國的漢人君主，他的目標是將大齊打造為接續星漢、超越隋唐，成為這數百年的民族烙印，在功業上成為明朝，在個人統治上成為乾隆。


    明朝的乾隆，是為乾明帝。


    現在的高殷，既是天子，也是皇帝。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天子“以爵事天”，代表神權，皇帝“以號臣下”，代表世俗權力，因此禦璽才分為兩種。


    雖然得到了傳國玉璽，但正式的場合多數還是使用皇帝行璽和信璽，玉璽的象征意義大過實際。


    在東堂，更換上天子的白珠十二旒平冕、十二圖黑紅袞服，隨後來到正殿，這裏站滿了忠誠於他的侍衛，楊愔、斛律金，各自率領著六品以上的文武百官進入宣德殿，六品以下，則在殿外脫靴侍候。


    莊重肅穆的氛圍籠罩著整座宮殿，即使是最受不了漢儒小兒的賀拔仁，也不得不壓抑自己的心思，連在心裏對新君腹誹都不敢。


    高殷端坐於皇位之上，輔政的楊愔等人正要上前侍奉，但是被高殷一個動作給推了迴去，楊愔等人悻悻然站在原地，隻是出列，比百官高出幾個幾步——楊愔、高德政原本就是文官之首，有這個地位很正常，不過鄭頤、燕子獻幾人就是因為遺詔輔政而連帶著升天了。


    高殷又向斛律金、段韶兩人招手，斛律金試探著，走到和楊愔並行的位置，高殷才微微點頭。


    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這個舉動意味何事，就交給眾臣自己解讀了。


    登基之後第一件事，就是進行大齊建國以來的若幹曆史問題的討論，總結先君的統治經驗，而其中，又以為先君上廟號、諡號為第一項工作。


    古人除了祭拜天地、山河概念的神靈外，還崇拜著逝去的先祖，會對他們進行祭祀，寄托情感上的哀思，同時也是在強調自己現實地位的來源，繼而產生了宗廟製度：夏稱世室，殷商稱重屋，周稱明堂，秦漢稱太廟，供奉著每代先祖。


    但幾百年下來，先祖一大串，肯定不能全部祭拜，因此就隻能把往上四代以上的先祖給移出去了，隻祭拜和現在的後代聯係較深的近幾代先祖。


    但其中有一些祖先實在是功勞太大，不能忽視，於是就要留下他們，世世代代念誦他們的恩情；同時後輩不能稱唿祖先的大名，又要對各個不同的先祖加以區分，於是就要給他們上尊稱，也就是廟號。


    最開始，廟號隻有三種：“太”、“高”、“中”，分別對應創業者、功高者、中興者，廟號是對他們的作為的肯定，以表示永遠立廟祭祀之意。


    商朝滅亡後，周朝的姬旦與呂尚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地位，奪取商朝的禮法與話語權，於是將廟號廢棄不用，創製諡法。


    此時的諡號製度對比廟號，的確有著拓展性與優越性，開始用更多的字作為諡號，不僅能將祖先分得更加清晰，同時還能對祖先的生前作為進行評定，給予或褒或貶的評價，如周武王，齊桓公。


    諡號一直持續到秦朝一統，始皇帝嬴政不喜歡這一套，認為諡號有“子議父、臣議君”的嫌疑，將諡號廢除，到後來西漢，才因為需要，恢複了諡號與廟號的使用。


    至此，兩個製度死灰複燃，交融合並，迸發出全新的生命力。


    年號，則是國家用來紀錄年份的一種名號，往往也是時運變化的標誌。


    在漢朝以前沒有年號，史書以君主在位的時間來統計，君主登極那一年稱作元年。


    “元”這個字，本義是人頭，是人體最突出與重要的頭部，繼而引申為第一、開始之意，元月、元年、元旦，取的都是這個意思。


    到了漢朝，漢帝想要維護漢朝的統治，同時也是根據現實的需要，重新撿起了商、周的廟、諡之法，以證明自己是繼承了前代的天命新王朝；


    但新王朝，就也要有新氣象。漢帝要證明自己和前代君王不一樣，同時也是為了強化控製，將曆法推行到全國各地，表示所有土地都掌握在中央朝廷手中，隨著皇帝的曆法而變更，意味著時局在漢中央的控製下。


    於是從漢文帝開始，就在紀年上開始巧思：文帝以十六年為一個階段，第十七年改稱作後元年，是因為按照當時的觀念，這樣的舉動是除舊布新，能夠讓漢家天下與民更始，重獲新生：就像“芳齡十六”，聽起來也不大，但“年方二八”，總歸是更年輕。


    漢代諸侯王們的曆法，實際上是被剝奪了，再也不會出現“吳王二年”、“淮南王三年”這樣的事情，這也是七國之亂後漢朝廷威權勢漲，地方諸侯無力抵抗的一個側麵。


    之後到了漢武帝時期，改變的基礎已經鋪就，隻需要一個契機，就會開始創新。


    漢文帝是十六年一隔，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前中後三元，共計五十四年，絕大部分君王在位時間都夠用了，哪怕是小豬這個皇帝同行裏在位時間第三長的主，也剛好是五十四年的在位時間，完美符合這個框架。


    但劉小豬這個人比他父祖都急功近利得多，他是六年改一次，每六年就是一元，如此也就不能使用前中後了，而是用一二三四這樣的紀年法。


    時間久了，大家都覺得這樣沒有什麼神聖性，於是某些部門就提出，一二三四太沒勁兒了，咱們要不采用某些天瑞，搞個彩頭吧，這樣算是喜上加喜。


    小豬同意了，剛好他第十九年率眾打獵，抓到一隻稀有的獨角獸白麟，這被看作是祥瑞之物，值得紀念，於是四元元年變成了“元狩元年”，又相應的創造了“建元”、“元光”、“元朔”等年號，取代前麵的一元二元三元，年號也有追封了屬於是。


    之後劉小豬就跟瘋了一樣，從六年一元又變成了四年一元，一直持續到他去世，同時也不以元為名了，改為“太初”、“天漢”等體現漢朝皇家特殊地位的字樣。


    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極大地強化了皇帝唯我獨尊的地位。


    春秋時期，各國用自家君主的在位年數來紀年，到漢初同樣如此，於是漢帝與各諸侯王，就出現了在禮法上的隔閡，頗有些對抗的意思，不能體現出大漢皇帝的威嚴，等這幾代漢帝的威望衰敗，遲早要重演周朝的舊事。


    但使用年號以後，漢家天子有紀年而諸侯王沒有，使漢皇的權威淩駕於各路諸侯之上，有利於強化和鞏固朝廷的統治，就此成為了皇帝神聖統治的權威象征之一。


    此後的年號，就被皇帝們賦予了自己的政治期望和隱秘的政治信號，例如李隆基在公元714年改元“開元”，為什麼？


    因為他在前一年幹掉了太平公主，從武則天篡位到先天二年，一直存在著寄生在李氏身上、掌握實權的“李武集團”，太平公主則是這個李武集團最後一個領袖。


    當李隆基消滅武氏餘孽，李武集團徹底覆滅後，就意味著光複了李家天下，保證了李氏皇權的血液裏沒有那些雜七雜八的武家紐帶，因此才改元“開元”，大唐除舊布新，從此邁向新紀元！


    商人的廟號、周人的諡號、漢人的年號，囊括了時間與空間，一同構成了宗法秩序，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政治規訓邏輯，為後世繼承人的權力來源進行背書，成為千年以來中國的精神符號基礎。